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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701章（第3页）

就如《知宋》p395所说的那般：“宋朝政府对通奸罪态度的一个明显特点为官民区别对待。平民与他人通奸，是不告不理，但官员与人通奸，则是知情者具可弹劾，若是犯监临罪，则是罪加一等；这其上就是儒家士大夫所主张的‘礼不下庶人’而‘春秋责备贤者’。小民可以不知礼，理发没必要给予太严格的束缚，而士大夫则是百姓表率，不可以不知礼守礼。”

正因为对士大夫伦理的严苛要求，才会导致官场上以此为利器伤害政敌，可以说是一柄双刃剑吧。

第三百九十四章

这么一桩万众瞩目的要案，落到新任大理评事的包拯头上，本应招人诟病。

然而包拯自入大理寺以来，真正轮到他断案的次数虽不多，却桩桩办得……干脆利落。

他丝毫不在乎官场中那些错综盘杂的关系，只要案卷到了他手底下，便要扎扎实实地按证据断案，按罪责量刑。

既他这般凛然刚正，不为戏狎，两派皆不亲近，那派他去推鞫人缘甚佳的陆辞或涉通奸一案，倒是最为合适的了。

被各方寄予颇高期望的包拯，则在得到皇令的当天夜里，偷偷将这些天来酌字酌句地推敲、好不容易才写就的为陆辞求情的折子投入了火盆。

他自认绝不会带着先入为主的念头办案，却防不住旁人会多想。

为避嫌起见，他在态度上，先要摆得足够公正。

他绝不会放过恶贯满盈的无耻恶人，也更不会冤枉一位受人污蔑的磊落君子。

事涉昔日恩公，包拯面无表情，手里却片刻也不曾耽搁。

把信烧干净后，他就取出提前命人誊抄了一份的卷宗，秉烛夜读。

这一读，就读到了天光大亮的时分。

熬出得双目通红的包拯，在将案卷反复通读后，对于陆辞此案，心里已大约有数了。

证据看似庞杂，但真正梳理起来，大多都是牵强附会，更不乏难究源头的风言风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