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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81章 探望领导（第2页）

“哦？你在江夏师从何人？”

“蒙师江夏熊广源夫子，座师乃江夏教喻陈鉴。”

文安之不知道熊广源何许人，但陈鉴有些名气，作为学术界的大佬，文安之读过陈鉴的文章。出于严谨，他就指点了陈鉴，没提熊广源。

“陈鉴治史还算有一套。平日里读什么书？”

“学生求学时日尚短，目前只一门心思读经史，其余杂学涉猎不多。”

“不必过谦。王阳明、刘宗周的书都读吗？”

这个问题若论学术，当然普普通通，但若是放在大明末年的官场，却是一道送命题。

王阳明是心学大师，主张学以致用，主张结合实践理解经典，是明朝中后期儒学革新的代表人物；刘宗周是理学大师，主张存天理灭人欲，赞颂绝对理性，君子慎独，以个人德行而感化天下。

围绕心学理学之争，明末各大学派的儒生们争论不休。

到明末时期，部分儒生吸收心学中的观点，开展了轰轰烈烈的“复古”运动，便是要重读孔孟，重解经典，目的，便是要打破理学垄断，崇尚学以致用、服务实践。

但以李贽为代表的心学继承者，却认为“复古”不过是为理学“灭人欲”寻找新的载体，主张遵从“童心”。心学和李贽的观点不被官方认可，但却有较大的民间市场。

然而，更加悲催的是，即便是以“复古”温和修饰理学的复社运动，最终还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忌惮而破产，大明王朝以政治改革促社会改革的内驱因素被皇权压弯。

着名的《五人墓碑记》便是诞生在这个背景之下。

后期，复社残存人员虽然在南明的抵抗运动中出力颇多，但终究是无力回天，使华夏沦丧。

而崇祯七年的南京，正是复社发展盛极一时的时候，以南京为首的江南各大城市，都有复社活动，“复古”思想几乎被大多数地方实干派官僚所认同。

文安之如何想，陈吉发心中没底。

“学生偶尔读过些短文杂评，并未深入研究。”

“莫要紧张，”文安之听出陈吉发的谨慎，语气中带着笑意，“你我只探讨学问，不必过于拘谨。说说看，王学与刘学，哪个更符合你心意？”